这种模式，就是相信上面有青天，只要你有恒心，青天总会出现。

强烈的利益会驱动人们违反法律规范，而不顾强制机制可能带来的惩罚。其二是国家法对民间法的渗透，这又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民间法对国家法的直接吸收，如梁治平先生提及的清代许多宗族规约直接将法律条款录入的现象。

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时，国家法常常表现为失效或者被规避。而在民间法的专有势力范围内则应在尊重民间法的生存空间的同时注重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单向作用，以促使民间法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普适性。因为女儿出嫁时所携带的嫁妆就已被认为是她在其父母去世之前所继承的遗产了(属于中国民法史上的生前继承现象)。第二，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各自专有的势力范围( 如民间法之伦理生活范围，国家法之政治生活范围 ) 内应充分尊重各自的独立性，但同时又要注意相互的借鉴和促进一一特别是在两者的共同势力范围内更不应刻意地去排挤对方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从积极的角度看，国家法应重视其适用时所处的民间法文化环境。

但是在秋菊被告知这一决定，村长被带走之际，秋菊说，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这是官府对民间实行间接的提纲挈领式的控制的方法。{22}美国法学家阿兰·沃森将镜子理论强的形式概括为这样的公式：假设以X表示塑造法律的地理、宗教、气候、经济、民族精神等因子，那么，法律是X的一面镜子，法律的每一方面均由X所铸成。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45}法学家在法律职业群体中的这种独特位置决定了他们在法律移植与法律现代化中有能力扮演引领者的角色，那种不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研究就怀疑甚至否定法律移植可行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再次，在全球化时代，再嵌入成为民族国家法制建设与全球法律秩序接轨的主导机制。{39}[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13}对它的现代表达就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它是彻底面向未来的。[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

{20}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表达镜子理论的文本要数孟德斯鸠的关于法律和作为法律得以建立的基础之间的必然关系的论述了：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萨义德揭示出，西方世界正是通过设想与西方制度显然不一致的作为他者的任何人何事，以确立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统治结构。{40}季卫东：《法律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在美国，法学家几乎从立国伊始就受到重视，并对法律实践发生着巨大影响，而从法学家中遴选法官更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51}Geoffrey Sawer认为，自洽的法律规范结构是构成法治理想的重要因素。{17}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接踵而至的挑战显然就是‘时间压力。没有罗马法，就不会有今日的普通法。

在这里，他者已然存在，但不应该成为法律移植与法制现代化的障碍手段，因为现代性的知识增长视野是全新的：既然全球的总体性图式今天已经被视为当然，那么整体的过去就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性事实上主要是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12}前引{7}，吉登斯书，第69、95页。

{12}作为通向全球化的特有联结机制，再嵌入表明全球化既不会根本否定和排斥地方性与民族性，也不强制与限定法制现代化实现方式的齐一化，只是表明在全球化时代法制发展在观念理路上的倒置：任何民族国家的法制现代化实现之路，再也不是以自身为量度并从其自身出发的完全自主性的路径，而必须将全球化作为首要的规范性存在并以之为基准去设计自己的现代化方案，民族性文化因子只能在全球化的天幕下闪耀其光芒。{41}参见[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页。在对这三种亚群体的理论一实践操作分析中，可以一窥法律移植的过程机制与理念冲突，但这种冲突总是为融合的向度所统一，并对法律发展发挥着型构作用。{6} 全球化既是探讨法制现代化问题的当下语境，又构成限定我们对实现法制现代化之方式选择的内在逻辑，这是由现代性及作为其主要后果的全球化自身的特性赋予的。{3}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载中评网www.china-review.com, 2011年7月8日。{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法律在历史上一旦形成，还有可能脱离相关社会因素的限制而在法律系统之内自我发展：法律是自治的社会现象，是其存在于它们相沟通的事实中的现实。

{36}前引{28}，卡瓦拉罗文，第134页。{10}可以说，这就是全球化提供给的意义背景，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与方式选择的合理性，就只能放到这一背景之下去衡量，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必须面对这一共同宿命。

进入专题： 全球化 法律移植 法律现代化 。也因此，法制发展的实践就必定总是会超越已有的思想对于理想图景的设定，这再次强化了法律理想图景的虚幻性质—吉登斯称之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反事实性。

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展开法律移植的理念基础、基本视界和方法选择：法律移植的必然性存在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之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必须以普适性法治精神为基本向度，走出一条奠基于一切优秀文化资源之上的超越性的创化之路。至此，笔者已经述明，法律移植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三种方式推动民族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一是民族国家的法律谈判专家通过参与国家谈判达成国际法规范的形式将之引入内国法体系并推 动其变革。

{28}这个隐语充分表达了文本对于人类行动的巨大影响力，当人类面临法律制度的变革时，经典文本的阻滞作用更典型地渗透到制度惯性之中，而这正是法律移植所遭遇的又一强大对手。其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为突出。{9}现代性全球化的后果，在于使得现代世界以断裂的态势与前现代区分开来，并把卷入其中的事物犹如置身于朝向四方急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驾驭的小车之中。近来，关于法律理想图景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中国法理学界的热点。

这种理论的弱的形式可以表达为：法律的形成与发展与X有密切联系但不是一种充分的决定关系。季卫东认为，传统中国可以看作是一个剧场国家，其秩序构造本质上表现为一套关系哲学的操作过程，对法律的服从往往会转化为利益的交涉，但当基本法律原则和规范都可成为交易对象且广大民众都被卷进来的时候，就会引起秩序的解构。

通过将其他民族和国家建构为他者并将其法律制度定义为具有他者属性的历史遗存物，镜子理论就找到了其坚硬的支点。就像安索尼·克罗曼所指出的：尽管有律师们丰厚物质生活的粉饰，它（指律师职业理想衰落这一事实—笔者注）仍然成为触动他们职业自豪感的核心的灵魂危机。

如果没有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一普世的系统强制，自发秩序的自发变迁也许应该成为每一民族的更好的或者首要的选择，它体现着互为塑造者的秩序与人的一体化与认同感，没有理由不把本土资源作为其法制发展的首要之选。{23}中世纪末期欧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事实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欧洲无论在社会制度、民族构成还是生产方式等重要方面都与古代罗马有巨大差异，这些欧陆国家之间也在许多方面有相当差异，但它们对罗马法的移植是十分成功的。

文本解释的本质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而话语权则是社会变革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理论、观念及其文本，我们可以按照其表现出的内在逻辑依次排列为：镜子理论、文本依赖和他者主义。吉登斯把这种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已脱域地方性的联结方式称之为再嵌入。{38}前引{7}，吉登斯书，第18、44页。

{33}[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这种现代性时间观念的确立，使得从那时起，历史就被认为是一个不断产生问题的总体过程，时间则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面向未来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有限资源。

二是通过国内法律实践的渠道并以国内立法和法律解释两种形式移植域外法律。{46}谈判的这一特性使得谈判必须以理性商谈为前提并且只能成为理性商谈的补充形式。

{28}[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24}但是，他认为，历史原因和历史根据并非本质决定性的，真正决定事物发展道路的本质原因在于这种发展是否体现事物的概念，即事物自身的内在必然性，法律发展与进步的真正决定因素也必须到法律自身的内在逻辑规定性中去寻找。